序
清初四王”是近年中國美術史研究的一個熱點。澳門藝術博物館分兩個專題予以剖析。先是二零一一年舉辦“山水正宗”王時敏、王原祁及婁東派特展，接著在二零一三年舉辦“山水清暉”王鑑、王翬及虞山派特展。由婁東到虞山，這個系列展覽前後“走”了三年，但由四王開創的兩個繪畫流派，已在中國山水畫的發展史上綿延三百年。
在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的鼎力支持下，京、滬、澳三方合力，使得“山水正宗”、“山水清暉”在澳門順利進行，藝博館並為此舉辦兩個專題研討會。兩個特展正好讓專家學者和藝術愛好者重溫四王及其流派的藝術經典。研討的目的是讓學者對這幾位清初山水畫鉅子的師承、交遊、藝術觀念、創作演變，以至代筆、作品真偽等問題作深入探討。這是十分有意義的。藝博館在各方友好鼓勵下，連續十年不間斷舉辦明清專題書畫特展及學術研討會，意圖透過學術界的努力，為重新梳理明、清書畫發展史作出貢獻，並期待在某些論題上有所突破。這十個專題展覽涉及明、清兩代若干重大美術板塊，寫意水墨花卉有陳淳、徐渭，南宗山水有董其昌，個性畫家有“清初四僧”中的八大、石濤，明末清初的遺民群體及舉足輕重的新安畫派、金陵畫派等。而“山水正宗”及“山水清暉”的主角“清初四王”，正是這個時段的重要代表人物。
在我看來，這個系列特展還應是“南宗北斗”董其昌繪畫的延續與深化。因為四王中的王時敏、王鑑從學於董思翁；王原祁幼承庭訓，是為“南宗正脈”；王翬則是思翁南北宗論的集大成者。從任何一個角度看，四王都是董其昌畫論的忠實實踐者。
每個時代的學者都會嘗試對經典探求真義，並依當下的社會潮流予以詮釋。學者專家聚首一堂，對四王、南北宗論，以至董其昌以及相關問題進行深入探討，這令我聯想到儒學上的漢學與宋學。漢學著重音韻、訓詁、小學，對六經以漢儒解說為成法，篤守古義，甚至像惠定宇那樣，不讀唐以後注疏。宋學即理學，注重義理闡發。在歷史上漢、宋之學有過盛衰，在兩漢及晚清更有過古、今文經的激烈論爭。洎至近世，學者多主經世致用，漢宋調和。簡單來說，漢學重考證，理學重闡釋。令人欣喜的是，套落在美術史研究，我們努力從事的這項學術活動，基本上達到樸學、理學調和鼎鼐。可能由於參加藝博館研討會的學者不少是供職於博物館系統的專家，更著重畫家生平及作品真偽的考據。作為博物館的工作人員，作為展覽和學術研討會的主辦者，這不由得引起我們的思考：博物館的“經世致用”應體現在哪些方面？個人的一點私衷，是為了令更多人能夠了解及享用古代書畫藝術精粹，我更期待學者專家以事實為基礎，立足於當下，對經典作品的內涵作出嶄新的詮釋，將這些藝術珍品的價值展示給社會大眾，那就更是功德無量了。借用羅浮宮博物館主席羅荷特（Henry Loyrette）的一句話：“無法激活當代觀點的博物館是死的博物館。”如果沒有當代人的觀點，沒有穿透歷史的睿智，四王繪畫的價值祇停留於往昔，是活不起來的。
由“山水正宗”到“山水清暉”，由婁東派到虞山派，從考察研究的過程中，作一個簡單的回顧，我們可以發現近百年國人對四王的認知有重大變化。從一九一九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算起，九十多年間，四王由被視為藝術守舊的代表，被清算的對象，變成幾乎眾口一詞的肯定、揄揚，反差之大，為近幾百年的藝術流派所罕見。檢視兩個特展的作品，結合歷史，我們會得出以下印象：
以陳獨秀為代表，否定四王繪畫價值及貢獻的評論，其實是當時國家新舊之交，傳統與現代撕裂，整個社會大變革思潮下的產物。作為政治家、學者，陳獨秀對許多問題有精闢的評論，但他對四王繪畫在中國美術史上的評價，顯然經不起歷史的考驗。其關鍵是沒有正確理解民族文化的精粹及生命力，更不能以婁東派、虞山派的末流去否定四王繪畫輝煌的藝術成就。“畫虎不成反類犬”，情況有如寫趙體不得其法，卻反過來指摘趙孟頫書法柔媚不振。有是理乎？這種批評是不能成立的。
四王繪畫跨過了二十世紀初的被抨擊，名譽在二十一世紀得到全面恢復，而且聲譽日隆，似乎也一再印證了趙吳興復古主義的顛撲不破：“作畫貴有古意，若無古意，雖工無益。”（趙孟頫《自跋畫卷》）今天人們重新領略四王山水的魅力，深入探究其源流正變，一致肯定其倣古所創造的藝術欣賞價值。復古創新、託古改制從來都是傳統繪畫創作形式的主流。
有趣的是，在物質生活的層面，今天消費者對新產品趨之若鶩；在精神層面，四王的倣古在今天大放異彩，獲得學術界的普遍肯定和消費者的追捧歡迎。
這牽涉到藝術功能的認知。山水怡情，站在這個角度上，繪畫作品祇要打動人心，達到怡情的功能，便是優秀作品，與其藝術形式的新舊無關。即使是王原祁的摹古創新與王翬的摹古逼真，無分軒輊，均是具有相當價值的藝術品。
在“山水正宗”序中，我曾寫道：
麓臺嘗云：“畫之有董、巨，猶吾儒之有孔、顏也。”是則倪、黃何啻子思、孟子？思翁遙接衣缽，清初四王復發明之，其為濂、洛、關、閩歟？微子思、孟子，聖人無由見其大，則亞聖必不可少；世無婁東，倪、黃之精妙亦無由闡揚，則二王亦必不可少。
這裡將四王比喻為周敦頤、二程（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他們都是宋代四大理學流派的大纛。確實，中國繪畫由五代兩宋迄明末清初，歷經七百年，至四王始來一次全面檢閱，不管是出於甚麼因素，畢竟這些創作超越時空，生生不息，又引起人們對國畫源流投入更大的關注，至今仍令人產生濃厚興趣，念茲在茲，我想，經典的價值，莫過於此。
陳浩星
澳門藝術博物館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