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攝影術還未發明前，繪畫一直是人類記錄圖像的唯一方法。在古代的西方，重現肉眼所見更是藝術工匠從未停止的追求。在中國，雖然一直也有“留乎形容，式昭盛德之事”的繪畫傳統，也有像張擇端《清明上河圖》這樣的鉅製，但在記錄現實環境方面的努力，則遠遠沒有西方來得進取。所以，每當說到記錄澳門及中國內地沿海地區風情世貌的十九世紀繪畫時，我們總得從西方人參與創作的歷史繪畫開始，並不令人意外。
清道光五年（公元一八二五年），英國畫家喬治．錢納利（George Chinnery，1774－1852）從印度來到我國華南地區。在華二十七年間，他駐足澳門，以素描、水彩、油畫生動細膩地記錄了十九世紀中期珠江三角洲的風物及華人生活的點點滴滴。其作品不但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也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視覺記憶，無可替代。
在澳居留期間，錢納利還培養出托馬斯．屈臣（Thomas Watson，1815－1860）、馬西安諾．安東尼奧．畢士達（Marciano Antonio Baptista，1826－1896）等畫師，其中還有華人學生──在中國早期油畫史佔一席位的啉呱（關喬昌，1801－1854）。這些在澳門美術史上閃亮一時的畫家構成了澳門十九世紀繪畫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也是本展覽重點呈現的內容。
本展覽以作者為經，以內容為緯，分為七部分：一、喬治．錢納利；二、啉呱；三、奧古士丁．博爾傑；四、托馬斯．屈臣；五、馬西安諾．安東尼奧．畢士達；六、十九世紀外銷風景畫；七、外銷風俗畫。透過這個展覽，我們可以較直觀地看到澳門在動盪中國的十九世紀的寧靜風貌。在欣賞他們高超畫技和畫風變化的同時，我們更可跨過時代的迷霧，看到許多這個作為中西文化交流重鎮裡極為重要，卻已不復存在的風物。譬如，從錢納利繪於清道光十四年（公元一八三四年）的那張《澳門聖保祿教堂及石階》，我們可以清晰看到聖保祿教堂火災前的廬山真貌。這些畫作，除了有極高的藝術價值，更是彌足珍貴的歷史影像。
此外，我們還可以從這個展覽中勾勒出一個很具代表性的“西藝東漸”的歷史過程。那就是錢納利和啉呱（關喬昌）之間的繪畫技巧的傳承。在這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位中國畫師如何通過努力，從西方畫家那裡學習到光影處理和構圖比例等先進的繪畫技法。所以這個歷史繪畫的展覽，本身也具有展示一段繪畫歷史的功能，對中西繪畫史應有一定的補充說明作用。
歷史繪畫當然不能代替文字的歷史記述，也不能代替紀實的攝影和錄像，但依然有著重要的補充作用。在紀實和再現層面，繪畫固然是受限制的，但在感情印象的深化上，它卻有著無可比擬的地位。所以，駐足這些歷史繪畫前面，除了看到畫家努力重現的物事，我們也應去嘗試去體會畫家當時在那些物事面前的感受。這是一種穿越時空的藝術交流。
既是歷史，也是藝術。這正是歷史繪畫的魅力所在。
陳浩星
澳門藝術博物館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