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十七世紀中葉，滿族以弓強馬壯的凌厲氣勢入主中原。入關後第一代皇帝順治嗜愛書畫，羅置畫家於宮廷之中，唯面對戰爭帶來的農耕破壞、商業凋敝，加上局勢未穩，文化藝術發展受到極大的阻礙。至康熙繼位的二、三十年間，先平定“三藩之亂”，繼而恢服台灣及與沙俄簽定《中俄尼布楚條約》。穩定和平的海內外形勢帶來人口急劇增長，經濟亦達到了空前的繁盛。以異族身份君臨天下的康熙帝不僅沒有排斥以漢文化為主體的中土文明，反而習翰墨、嗜丹青，躬行孔孟，清初文化藝術發展呈現生機。
清初海內安定，康熙皇帝這位開明君主為維持帝國實力穩步騰昇，自然需要種種具有積極意義的事物及思考模式以作參照，故此，他在致力復興中華文化的同時，亦把目光投向了來華活動已久的西方傳教士。事實上，這些對天文、數學、醫術都一一精通的博學之士早就受到順治帝的賞識與重用，遺憾的是，這種相互信任與友善的關係卻因發生於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中的天主教“禮儀之爭”而蒙上陰影，且導致了康熙多次下令把西方傳教士逐離中國。
儘管如此，康熙皇帝對西方的先進科學知識仍顯得非常重視。最佳例子莫過於邀請耶穌會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擔任欽天監正的要職，並著令他興建壯麗無比的北京觀象台。
一七一五年，當康熙從廣東巡撫楊琳的上奏中知悉西洋畫家郎世寧及另一位外科大夫從澳門進入中國後，便馬上揮筆硃批：“知道了，西洋人著速催進京來。”康熙對西洋事物的關注可見一斑。
經康熙、雍正至乾隆時代，皇宮中的繪畫活動已十分活躍，西方藝術的影響已與屬於皇室貴族的宮廷美術形式有了不可分割的血緣關係。
十八世紀中葉，在乾隆的指領下，宮廷畫院根據清廷駐澳官員任光印、張汝霖所編撰的《澳門記略》中對出現在澳門之歐洲人及其他各色民族的描述，彩繪了多組異邦人物，編入著名的乾隆《職貢圖》第一卷之中。
由歐洲越洋而至的科學、藝術及各種新鮮事物源源不絕由澳門傳入北京宮廷，使位於南海一隅的澳門由彈丸之地一躍成為連續數代大清皇帝擴闊世界視野及了解宇宙奧秘的起航點。
葡人於一五五三年入居澳門，歐洲新興的貿易冒險者，把澳門經營為遠東最為重要的國際通商口岸，他們在這裡建立起議會，且拓展了由中國至日本、印度、菲律賓甚至遠達南美洲的多條國際新航道，澳門經歷了長達整個世紀的黃金發展時期。這邊廂，滿懷宗教熱情的天主教傳教士亦紛紛來澳，其中包括著名的耶穌會士利瑪竇(Mateus Ricci 1552──1610)及出色的意大利畫家、傳教士喬瓦尼‧尼古拉奧(Giovanni Nicolao 1560──1626)。他們努力學習中文及掌握漢文化，且在澳門創建了東亞地區的首家大學──聖保祿學院。一五八八年，傳教士更以西方先進的印刷技術開始在澳門印刷書籍。自明嘉靖四十年(1562)至清乾隆十一年（1746），不足一個世紀之內，天主教士在澳門蓋起了華麗輝煌的大小教堂多達十座，使澳門成為名副其實的東方梵蒂岡，西方思維及文化在這裡充分發展的廣闊空間，歷史的機遇，把面積僅為二點七八平方公里的小小澳門造就成東西方文化板塊碰撞的震央。
回顧過去，西方畫家傳教士在中國美術發展上所產生的影響是十分重大的。以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為首的西方藝術家開創了糅合中西繪畫技巧、風格獨具一格的清代宮廷繪畫，更具意義的是，憑著他們精湛的畫藝及長期勞動，為我們忠實地寫下了清代康、雍、乾盛世的壯麗圖卷。
為再現清代宮廷藝術的黃金歲月，為肯定澳門在東西方文化大交匯中擔當的特殊角色，澳門藝術博物館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鼎力支持下，自該博物院逾百萬件藏品中選定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為目標，精心挑選了一百二十件（套）體現燦爛中華文化、中西藝術融合的珍貴文物來澳展出，當中包括了郎世寧、丁觀鵬、王致誠、吳歷、王翬等名家的真蹟和舉世著名的《康熙南巡圖》、《乾隆南巡圖》等重要繪畫、書法六十件及瓷器、琺瑯、清宮製造西洋儀器等器物六十件。透過展出這批令人歎為觀止的故宮藏品，觀眾定會感受到中華傳統文化的恢宏氣度及我國盛世時期藝術家們超凡的工藝水平。
這次展覽承蒙中國文化部、文物局，故宮博物院，新華社澳門分社，澳門發展基金會等機關、機構的大力支持，使是次展覽各項籌備工作得以順利完成，在此，本人謹代表澳門藝術博物館表示衷心感謝。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澳門政權交接儀式將在範圍包括澳門藝術博物館在內的澳門文化中心隆重舉行。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澳門回歸祖國懷抱，將成為世紀交替之際最為值得紀念及令人振奮的重大事件，而“盛世風華──北京故宮藏清代康、雍、乾書畫器物精品展”將在這舉世矚目的歷史時刻添上一道燦爛的七色彩霞，期望澳門再次成為聯繫東方與西方、傳統與明天的跨世紀文化使者。
吳衛鳴
澳門藝術博物館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