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十六世紀中葉，倭患嚴重，明政權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遼闊的國土終止了一切對外交往。嘉靖三十一年（公元一五五二年）冬天，第一位企圖來華傳教的西班牙人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 1506 - 1552）屢經挫折仍未能踏足中土，最後，這位耶穌會創始成員還是凄涼地病逝於廣東沿海一處荒島曠野之上。
多年以後，儘管西方商旅、傳教士已在南海邊陲的小小澳門半島暫時落腳，但通往中國內陸傳教的大門依然緊閉。
“巖石，巖石，汝何時得開？”這是早期傳教士面對封閉的帝國所發出的無奈慨嘆。
萬曆十年（公元一五八二年），機遇終於出現。兩位耶穌會會士羅明堅 （Michaele Ruggieri 1543 - 1607）與巴范濟 (Francisco Pasio 1554 - 1612) 在一次與廣東總督會面的珍貴機會中，送上了一座中國人聞所未聞的西洋自鳴鐘作禮物，換取了他們在肇慶長達四、五個月的特殊居留恩許，為隨後而來的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 - 1610）等天主教傳教士於明末的活動創造了條件。利氏在一五八二年到達澳門，後幾經波折於一六零一年來到北京。在他呈給萬曆皇帝的獻禮中，就包括了兩件自鳴鐘。從此，莊嚴雄偉的中國宮殿內開始響起了嘀嗒嘀嗒的清脆節奏。
自鳴鐘在中國的出現不但引起上至皇室貴冑、下至黎民百姓的好奇，亦打開了他們與這些遠方使者相互溝通的話題，為以後長達多個世紀的中西文化交流投出了第一顆極有成效的問路之石。
無垠的穹蒼星宿運轉，大地四時交替，眼前仿似一幕幕壯麗舞臺襯景，讓身處其中的人類，把自身的精神需要與對大自然的認知緊緊相扣，最終歸納為對生命節奏的理解，年、月、日等時間概念就是這種節奏不斷延續的代碼。
漫長的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對天文、曆法的理解及相關知識的壟斷，一直是統治者的特有權利。在古老的歐洲城巿，安置於廣場及公共建築的大型時鐘具有與公眾分享社會秩序的性質，而在中國皇宮，凡是正殿前都安放著一個計時日晷，因為對時間及曆法的掌握，意味著神秘宇宙代言者的特殊身份，隱含著君權神授的象徵性意義。
明清交替之際，精通西方天文、曆法、數學的歐洲傳教士並未因政權的嬗變而被摒棄，反而在學術層面上受到滿清統治者更大的接受與尊重。包括皇帝在內的貴族上層無不對西方新鮮事物嘖嘖稱奇。更重要的是，這些對天象及曆法規律準確無誤的闡釋，實際上足以成為大清樹立國家正統權力的有效象徵性工具。當然，精明的傳教士也明白箇中道理，並及時地把握千載難逢的時機。順治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八月初一日，應用多年的傳統《大統曆》預報失實，耶穌會會士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 - 1666)立刻向清帝提出以西方新儀器測算曆法，讓西洋天文儀器進入清宮的大門。次年，清政府頒布湯若望制定的《時憲曆》，順治帝還賜湯氏“通玄教師”的封號，但保守勢力卻對之大為不滿。到了康熙七年（公元一六六八年）“曆法之爭”，遭誹謗入獄的湯若望與助手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 - 1688）再次以先進的象限儀、紀限儀、赤道經緯儀等西洋儀器準確無誤地測出當年立春時日，不但擊退了朝廷中的對抗勢力，亦藉此重新確立自身無可置疑的特殊身份，進一步拉近了與康熙，這位十四歲君主的距離，使一度在中國處於危難中的天主教傳教事業得以復甦並有所發展。南懷仁復被起用並掌管欽天監事務後，這位耶穌會會士將北京觀象臺上屬於元、明時代的儀器統統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他指導下製造出來的先進儀器，對清代的曆法改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康熙是位好學開明的皇帝，他對西方科學技術抱有極大的熱忱，於歐洲自鳴鐘亦顯得十分喜愛。他曾寫了一首《詠自鳴鐘》詩：
“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知。輪行隨刻轉，表指按分移。絳幘休催曉，金鐘預報時。清晨勤政務，數問奏章遲。”
由此看出，自鳴鐘已是這位勤政君主安排生活及工作秩序的必需之物。康熙皇帝還在養心殿造辦處增設了修理及製造自鳴鐘的作坊，從此由中國宮廷到民間，機械鐘錶的流行和製造逐漸展開。
到了乾隆時期，國家社會穩定，生活富裕。皇帝熱衷於身邊的書畫遊樂與各類玩物之中，飄洋過海遠道而來的西洋鐘錶已由原來的先進科學實踐與天道正統象徵內涵轉變為閒逸消遣的高級玩具及奢侈觀賞擺設。此一時期除了大量進口歐洲豪華精美，活動靈巧的鐘錶之外，在皇帝的旨意下，宮廷之內的歐洲及中國鐘錶技師更挖空心思，製作出大量供玩賞的各式動態新奇時鐘，並配合黃金、玉、漆、象牙、寶石、紫檀等貴重物料的運用，務求使每件自鳴鐘能達到金碧輝煌、器宇不凡的高度裝飾效果。
鍍金大象的眼珠左右轉動，鼻子與尾巴亦然，花瓶上的花兒開開合合；漁、樵、耕、讀人物亦在音樂配襯下活動自如，這些自鳴鐘的可愛之處實在叫人嘆為觀止。一件件結構精巧的機械鐘錶與裝置，不僅是人類對自然科學知識的積累與提煉，同時顯示出早期傳教士為實踐使命所傾注的毅力與智慧，亦反映了皇室消費者與商人及使節在物質交換情境中的互動及在審美趣味上的相互影響。當然，其中更蘊含鐘錶製作師無數日夜所奉獻的辛勞及創意。凡此種種，定能引起廣大澳門巿民及海內外文物愛好者的熱切關注及極大的興趣。
在故宮博物院的全力支持下，規模及質素空前盛大的“日升月恆──故宮珍藏鐘錶文物展”首次離開北京來到我館陳列。一百二十套展品中，包括來自英國、法國及瑞士的珍品，集繪畫、音樂、雕塑、寶石鑲嵌及精湛科學技藝於一身，風格變化多樣，代表著當時歐洲工藝的最高水平。同場展出的，還包括產自清宮做鐘處及廣州的各式時鐘，金雕玉砌，巧奪天工，既反映出濃郁的東方趣味與文化意象，同時亦擁有典型的歐洲造型藝術特色，令人 讚嘆。
如此難得一見的藝術品能在澳門展出，是與故宮博物院領導、專家的全力支持分不開的，本人謹代表民政總署轄下澳門藝術博物館對故宮博物院領導及工作人員致以真摰的感謝。也非常感謝澳門基金會、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的大力支援及澳門日報社的協助。作為文化交流的窗口，澳門藝術博物館同人亦因有機會為文化建設事業增添一磚一瓦而感到自豪。
日升月恆，時代潮流浩浩蕩蕩。二十一世紀開放的中國正步向新的發展階段，回歸祖國懷抱五周年的澳門亦欣欣向榮，正面臨種種機遇與選擇。來自故宮，象徵永恆及中西文化交融的珍貴鐘錶文物將成為這一美好時刻的歷史見證，並以耀眼的姿態迎接世界讚賞的目光。
吳衛鳴
澳門藝術博物館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