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廣東自唐代以來已有和歐洲地中海國家貿易的紀錄。商貿往來，導致外來文化的傳入，並在這裡發生碰撞與交融。隨著澳門十六世紀中葉開埠而來的傳教士帶來西方中世紀的藝術，特別是利瑪竇（一五五二 - 一六一零）、喬瓦尼‧科拉（一五六零 - 一六二六）的抵達，形成大規模的“西畫東漸”現象，西方的版畫、油畫藝術不但在澳門紮根，通過澳門傳入內地，更有西洋畫家供職清廷，為中國繪畫的變革提供另一方向。
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清政府封閉全國所有對外港口，獨許廣州進行對外貿易。在頻繁的交往中，西歐畫家在中國沿海城市旅行中所繪製的作品，多是當地風俗生活和風景寫生作品，帶有紀遊的性質。他們的一些作品便被臨摹仿製，作為外國旅游者購買的紀念品出售，經商船流向海外。
外銷畫興起於十八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中達高潮，主要以油畫為主，也有水彩、粉畫、紙畫和玻璃畫，它式微於照相術流行之時。在這個歷程中，一八二五年抵達澳門的英國畫家錢納利（一七七四 - 一八五二）是對清代廣東畫壇較有影響的外國畫家，他在廣州、香港及澳門寓居的二十七年中，加上隨後而來的法國畫家奧古斯特‧博爾傑（一八零八 - 一八七七）、英國人托馬斯‧屈臣醫生（一八一四 - 一八六零）、出生於澳門的畢士達（一八二六 - 一八九六）和上述畫家抵澳前後繪畫中國沿海、澳門及珠江風貌的眾多畫家的作品，大都成為廣州外銷畫的範本，特別是錢納利的繪寫嚴謹、造型準確的西洋油畫、色彩豐富而調子融和的水彩畫、筆觸明快的素描深深地影響如 呱、庭呱、煜呱等著名外銷畫畫家。
為適應市場的大量需求，當時廣州的畫人集結外國人聚居的十三行同文街等地開設畫店，僱請畫工，憑藉流水作業、按程序分工的形式，以西畫的材料和通草紙、綾絹大量複製。一八四零年中英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門戶被逼對外開放，隨著一八四三年上海開埠，到一八四五至一八四九年間英國、美國、法國三國相繼在上海劃定租界，也出現以廣東籍人士為主的中國畫師繪製外銷畫。
作為外銷畫畫藝最初的傳播者，寓居廣州、香港、澳門的西方畫家使當時學畫的青年能直接學習西方獨特的寫實方法，使其畫作帶有濃厚的自然主義作風，吸收了西方對於光與影的處理手法。外銷畫家也同時憑藉所學，以當時中國社會風物為題材，繪製大批商品畫。由於繪製外銷畫的目的是適應外銷的關係，不少作品沒有署名，或祗署上畫室的名字。因為當時藝術品的購買者不一定是具有較高的鑒賞水平，僅是對藝術品有愛好的西方顧客。畫人的創作構思，受到了購買者的喜好支配，削弱了畫家的藝術思維和才華的發揮。
無可否認，外銷畫的寫實性相對於同期的中國畫較強，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同時，作為藝術品，當時西方社會往往是通過來自中國南方的外銷畫來了解中國藝術，這些外銷畫也影響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的歐洲美術，也連接了十八世紀中期以後中國社會上層已忘卻了的西方繪畫影響。它對研究廣東近代史提供生動及清晰具體的圖象資料，也是研究晚清以來中國繪畫史不可忽視的重要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