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頤園書畫會是澳門最具代表性、影響力的書畫團體,有濃厚的地域文化背景。作為澳門特區一個標誌性的中國傳統藝術社團,也體現了包容團結的優良品質。二零一三年,澳門藝術博物館與頤園書畫會合辦了“鏡湖彩筆──崔德祺書畫回顧展”,歲月不居,今天則有“濠上集勝──澳門頤園書畫會七十周年特展”。“鏡湖彩筆”向觀眾展示了頤園創始人崔德祺先生歷年創作,審美高雅,筆墨精湛。我印象特深的是雅集合作,各顯神通,但讓人讀出謙恭挹讓,成人之美。“濠上集勝”是前者的延伸,展出以崔德祺為首,包括鄧芬、羅叔重、司徒奇、林近、余君慧、甘恆,共七位名家的佳作,睹物思人,格外令人懷念前輩的藝術風範與社會貢獻,也引起我兩點思考。
一是地域文化的新角色。
港澳地處祖國南陬,自明代置廣州府,分屬新安縣、香山縣。居民以廣東人為主,同聲同氣,基本上省港澳語言是一致的,都講粵語;同根同源,民俗具有濃厚廣府文化特色,但又不盡相同。澳門與四邑、南番順關係密切,在近世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橋頭堡,華洋雜處,中西合璧,開放包容的文化特質益發明顯。頤園鄉梓情重,其實也一直維繫澳門文化與廣府文化。
鄧芬、羅叔重是南海人,向日居廣州,半生浪蕩,晚歲寓港澳;司徒奇是開平人,自穗來澳,以藝會友,又在中學執教鞭,桃李滿門,即使晚年移居海外,依舊念念不忘故土,穿梭來往;崔德祺、林近是新會人,余君慧是台山人,世居濠江,都在澳門出生,回國升學,學成歸澳,熱心家鄉建設,扶持文教,推動內外交流。崔先生風流爾雅,主澳門壇坫數十年,歷年擔任新會同鄉會會長,大力支持家鄉建設,惠及文化、教育、衛生、慈善等事業,為愛國愛鄉表率。新會古稱岡州,捐資興建岡州畫院,尤為同仁津津樂道。時至今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將澳門建設為“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賦予澳門發展定位,回顧歷史,何嘗不是對澳門獨特歷史文化地位的肯定及前輩文化工作的認同?事實證明,早在澳門回歸祖國之前,頤園及其他友會,秉持“以中華文化為主流”的發展方向,已在踐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繁榮文化事業。他們並非先知,而是基於純摰的愛國情懷,基於對中華文化強烈的認同感,從而受到感召。文化認同,原是問題的核心。
書畫不僅是技術,包含詩文金石的元素。詩文聯繫經傳,金石見證史地,製作,甚至關乎禮樂典章,故而書畫是中華文化的一個載體。向青少年普及書畫藝術,就是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有利於下一代提高民族文化認同感,鞏固文化自信。書畫具備“成教化,助人倫”的功能,而不止是遊藝娛樂,頤園有前輩為先導,應該在服務社會方面有新的作為。這種工作調整,既是在地域文化中的新角色,也是對民族文化傳統價值觀的回歸。
當年前輩負重前行,今日我們承擔共建人文灣區的責任, “丹青難寫是精神”,然則如何畫好富有時代精神的歷史畫卷,需要同仁精心結撰。
二是包容與團結。
抗戰時期高劍父違難濠江,在觀音堂設帳授徒,他注重寫生,折衷古今中外,主張繪畫革新,人或稱之折衷派。司徒奇就是春睡畫院的高弟。鄧芬是廣東國畫研究會成員,這個畫會與折衷派相反,強調國畫傳統,畫的是文人畫。新舊觀念矛盾衝突,各攄所見,激辯,碰撞,結果卻成就了近世廣東繪畫的面目多樣。一花怒放,不如草木皆榮,包括鄧芬、司徒奇在內的頤園前輩,他們的合作畫恰恰可以說明胸襟與藝術的關係。
近四十年來,人員南來北往,名家寓澳如過江之鯽,頤園從無門戶之見,一直予以接納,道藝相攜,觀念開放包容,畫家和睦團結,相互促進。書畫藝術得到傳承與發揚,海納百川,也壯大了畫會自身。這都是值得堅持和發揚的優良傳統。
為籌畫頤園七十周年紀念活動,名譽會長崔世昌、會長崔世平、常務副會長蕭春源、理事長李德勝等領導付出大量心血。展覽以“濠上集勝”為名,皆因前輩以畫為寄,藉此致意。濠上,意謂濠水之上。《莊子·秋水》: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游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經過一番討論,莊子曰:“我知之濠上也。”後人多用“濠上”比喻為別有會心、自得其樂的所在。既如此,有何見於濠鏡?予以頤園前輩從藝純粹,著重涵養,故曰:“我知濠鏡即濠上也。”勝集,猶文酒盛會,集筆墨之佳妙,是為集勝。
七十年從此以往,承前啓後,不負時代,吾人當共戮力。
陳浩星
澳門頤園書畫會學術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