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辭_故宮博物院
故宮博物院在澳門藝術博物館舉辦“星槎萬里─紫禁城與海上絲綢之路”展覽，以物質性的文物呈現東西方文明交流的歷史，回望澳門在明清時期作為海上絲綢之路遠東國際貿易中轉港的輝煌歷程。
作為中國與世界進行海洋貿易往來與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海上絲綢之路自周秦發端，漢代逐漸形成，唐宋時期逐漸走向興盛，“廣州通海夷道”聞名遐邇，廣州、寧波、泉州等成為當時繁榮的對外貿易港口。元明時期，歐洲傳教士紛紛來到中國，《馬可波羅遊記》向歐洲人展示了一個嶄新而神奇的東方世界。一四零七年開始，明朝組織了七次空前規模的“鄭和下西洋”，標誌着海上絲綢之路進入全盛期。
十五世紀開始，由於戰亂及經濟重心轉移等原因，海上絲綢之路取代陸路成為中外貿易交流主通道。十六世紀以來，歐洲興起了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科學革命、宗教改革的現代化進程，歐洲航海事業的蓬勃興起、“地理大發現”加速了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往來，遙遠的西方與東方得以更加緊密相聯。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等產品源源不斷地輸往西方，中國的漢字、儒家經典、園林風格、建築樣式等東方傳統也漸為西方上層人士所鍾愛，甚至成為風尚。與此同時，西洋的奇珍異品、香料、花草、科技、文化也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其中一些還通過各種管道進入朝廷，融入王朝政治和宮廷生活之中。
十六世紀中葉，葡萄牙人在中國澳門登陸後開埠通商，中國明清政府逐漸推行海禁政策，澳門迅速成為遠東國際貿易的重要中轉港。十六至十八世紀，以澳門為重要輻射地的海上絲綢之路，航線規模空前擴大，東西方直接交往更加頻繁，海上絲綢之路再度走向輝煌，澳門成為近代中國海上交通史上的一個重要國際港埠。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對此有段經典性論斷：“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文化交流有過幾次高潮，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傳入。這一次傳入的起點，從時間上來說，是明末清初，從地域上來說，就是澳門。⋯⋯可惜的是，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這種重要地位，注意者甚少。”
同時，大批傳教士以傳教為契機遠涉重洋到中國，紛紛自澳門登岸，其中一些傳教士由澳門輾轉進入皇宮。著名的如：葡萄牙傳教士徐日昇（Tomás Pereira, 1645-1708）、德國傳教士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意大利傳教士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等，他們為中國宮廷引入了曆法修訂、音樂傳授、天文儀器、武器製作和西洋藝術等。傳教士的到來，開啟了中國宮廷與域外世界的交流與互動。
故宮博物院豐富的藏品中，有許多涉及海上絲綢之路的文物。這些文物與當時的宮廷文化和生活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有些甚至對王朝政治產生過重要影響。其來源包括明清兩代使節往來互贈的禮品、外國傳教士攜來的禮物、臣屬的進獻、宮廷採購和訂製、奉旨由宮廷作坊或地方作坊借鑒或仿製舶來之作等。中國宮廷成為接受西方科學知識的中樞區域。本次展覽試圖通過這些文物以微知著，反映明、清兩朝與外部世界的交流與互動。此外，澳門藝術博物館收藏的三件文物也藉此機會一併展出。
回望歷史，蔚藍色的海上絲綢之路，是聯繫東西方文明的紐帶。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闢，最初只是絲綢交易，後來拓展其他物質交流領域；最初只是經濟上的互通有無，後來發展為政治、外交、宗教、文化、藝術等多方面的密切交流，不僅促進了東西方物質文明的交流互動，更促進了東西方精神文明的交流互鑒。
此次展覽的文物承載着東西方文明交流的印記，承載着明清兩代宮廷與外部世界互動的資訊，在新時代背景下，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建設正揚帆起航，澳門必將迎來新的開放契機。我們在這裡舉辦這次展覽，正是為了更好地理解明清時期澳門在海上絲綢之路上承擔的特殊地位，回味東西方文明交流為我們帶來的當代文明碩果，更好地繼承“友善、包容、互惠、共生、堅韌”的海上絲綢之路的文化內涵，弘揚“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開闢東西方貿易交往、文化交流的新時代。
預祝“星槎萬里─紫禁城與海上絲綢之路”展覽圓滿成功！
王旭東
故宮博物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