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槎萬里

兼容並蓄

明、清皇帝對西方科學知識、生產技術和原材料懷有強烈興趣，促使宮廷在西風東漸的浪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宮廷造辦機構為主，宮中對西方傳入的技術和工藝如琺瑯工藝、玻璃工藝、西洋繪畫技法等進行學習和模仿，洋為中用，推陳出新。

清朝康熙皇帝對歐洲傳教士帶入宮廷的銅胎畫琺瑯器尤為喜愛，令內務府造辦處設立“琺瑯作”進行仿製。在皇帝親自授意下，宮廷造辦處琺瑯作成功燒製出銅胎、金銀胎、瓷胎、玻璃胎、紫砂胎等宮廷畫琺瑯器，這些琺瑯器講求“內庭恭造之式”，製作精美，工藝精湛。

晚明以來，中國畫師一直努力學習西洋繪畫技法。清代，西洋畫師進入宮廷，他們為中國傳統繪畫注入新的元素，無論是人物肖像、山水花鳥還是庭園設計，這些宮廷畫師均有創作。其中耳熟能詳的畫師有郎世寧、王致誠、艾啟蒙等，均是康熙至乾隆時期重要的“洋畫師”，他們留下的珍貴作品至今仍珍藏於故宮博物院。郎世寧的花鳥畫、艾啟蒙的《十駿犬》圖，是西洋畫師的成功之作；故宮倦勤齋的“通景畫”則完美地詮釋了西方透視繪畫技法在宮廷繪畫作品中的運用與表現。

在中國的影響下，日本不僅成功燒製出有其自身特色的瓷器，其他工藝品製作同樣如是，“古梅園墨”即是其一。日本奈良的古梅園是江戶時代頗負盛名的御墨作坊，墨品造型各異，不僅有仿中國樂器樣式，如琴、瑟、笙、笛、琵琶鼓等，又有白羽扇、摺扇、古扇、毛筆、雨傘，以及金魚、銀魚等樣式，成為“博古集錦墨”。每一枚均小巧精緻，技藝高超，為清代乾隆時期宮廷珍藏貢墨。

此外，西方建築樣式也由澳門傳入內陸，傳入宮廷，中國皇家園林—圓明園中“西洋樓”的建造就是西洋建築樣式引進宮廷的傑出代表。

由此可見，宮廷作坊在外來文化和工藝的影響下，在皇帝的親自授意下，採取接納、吸收、兼容並蓄的態度，製作出具有“內庭恭造之式”的精湛工藝品；同時，宮中也珍藏了大量外來工藝精品。這些跨越東西的往來與交流，體現出最高層次的文化致用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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