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傳說天河與海相通，晉人張華《博物志》稱漢人張騫從海渚乘槎至天河。“槎”者，往來天河之木筏也，而在明人筆下的“槎”也是舟船。公元前一三八年，張騫奉命出使西域的“鑿空”之旅，開啟了貫通中西的絲綢之路。實際上，中國沿海的先民在此之前就以船為憑藉，構築海上絲綢之路，隨着時代的演進，先後連通了亞洲、歐洲、非洲、美洲，甚至遠達大洋洲，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及其承載的文化傳遍世界各地，而香料、珠寶、毛毯等舶來品，乃至後來的科學及藝術觀念，一直潤物無聲地改變着中國人的生活和思想。
二十年來一直合作無間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澳門藝術博物館與故宮博物院，向廣大市民及遊客獻上“星槎萬里─紫禁城與海上絲綢之路”展覽，緊扣“一帶一路”主題，不忘初心，觀照歷史，展望將來。其規模之大，內容之充實，展品之豐富，均為歷年之最，意義非凡！
展覽的非凡之處，在於透過海上絲綢之路這條文明之路，帶領觀眾重溯中西文化交流的歷程。展品包括故宮博物院的清宮舊藏、新中國成立後的新增文物、瓷器、工藝品。古典與現代交織，時間與空間連結，讓觀眾瞭解海上絲綢之路不同民族逐夢天涯的智慧，以及在科學與藝術等方面給世界帶來的轉變。
史料表明，明末歐洲商人及傳教士來華，在傳播天主教和科學技術的同時，也帶來西方古典主義的美術作品，此舉拓展中國美術家的視野，促進了藝術上的創新。而十七世紀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Álvaro Semedo S.J., 1585–1658）筆下的《大中國志》（Relação de Grande Monarquia da China）是首次出現對中國畫的品評的西方出版物。在他看來，中國畫十分奇特，花鳥畫栩栩如生，其他畫種不懂陰影法，但斯時已有“完美的繪畫”。
西方繪畫技法的影響於康熙年間的繪畫中可以見到。展品中的《仕女圖》作者焦秉貞是欽天監五官正，也是“深契聖衷，錫賚甚厚”的內廷畫家，對於建立在數學、物理研究基礎之上的西方繪畫頗有觸覺。儘管他是否受比利時人南懷仁神父（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的直接指導仍有待考證，但其畫注重明暗，在吸收西法的同時依然葆有中國化真實的特質。而艾啟蒙（Ignace Sichelbart, 1708–1780）的《十駿犬》是這位一七四五年來到北京的捷克人代表作之一。其運用解剖學，以短細筆觸刻畫出獵犬健美的體態和質感，高度寫實。同樣，畫西藏西南廓爾喀《貢象貢馬圖》的法國人賀清泰（Louis de Poirot, 1735–1814）和意大利人潘廷璋（Joseph Panzi, 1733–1821），畫象的前者精通漢文和滿文，在他供職內廷時，由於意大利人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和法國人王致誠（Jean-Denis Attiret, 1702–1768）等已逝，係乾隆末年頗受重用的宮廷畫師。賀清泰曾作為翻譯員而處理清朝與俄國的外交事務，且與潘廷璋同為英國馬嘎爾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使團謁見乾隆皇帝時的翻譯。畫馬的後者也是“折衷主義”（Eclecticism），即將西洋繪畫點透視技法融入到中國工筆畫，從而成就別具一格融合中西的“新體”一員。
藝術能反映和掌握科學所難以達到的感性世界生活，向人們展現審美的多樣性，而萬里舟船，曾是東西方文明交流的載體之一。在西方藝術發展歷程中，一七五零年前後的藝術家開始探求新的模式與新傳統，這就是文藝復興以後對風格─哥特式（Goth）與中國風格（Chinoiserie）的新選擇。後者雖然從屬於洛可可（Rococo）風格，但它是歐洲藝術家想像、理解和追求中國情調而運用於繪畫、雕塑等領域的圖案或裝飾形式，讓歐洲人領略遠東的藝術精神。在此客觀環境下，難怪美術史家瓦爾堡（Aby Warburg, 1866–1929）相信戮力融合、掌握外來文化的遺產，是一塊文明的試金石，構成了歐洲心靈史中充滿活力的篇章。
毫無疑問，澳門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節點。十五世紀末葡萄牙人“航海大發現”後，澳門就是中國與東南亞、日本與歐洲往還的中轉地，是商貿、科學、藝術與宗教相互交流的重鎮。明清時期西方傳教士是由澳門進入內地的，供職內廷的畫家也一樣。“星槎萬里─紫禁城與海上絲綢之路”展覽當中的西方器物，不少是通過澳門而進入宮廷的。顯然，不同文化有各自的成長軌跡，彼此間的交流使同質的東西聚合一起，促進人類文明的發展與進步。我們相信，觀眾可以感受到這批精美絕倫且風格各異的歷史文物，重回澳門這個曾經的棲所的特殊意義，令人更深刻地領略到海上絲綢之路上中西文化因碰撞而產生的美。
澳門在“一帶一路”，特別是廿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影響力。這正是本次亮相於濠江的展覽在推動海上絲綢之路文明互鑒和民心互通的意義所在。
是為序！
陳繼春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副局長